在法治社会中，政府不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唯一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都是参与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治理工具也是多元的。
但根据相似事实原则，如果被指控的犯罪与另一不法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十分显著，以至于能够有力地支持被告犯有被指控的犯罪，则这种证据是可以作为补强证据而被接受的。比如说，在对一个证据群的证明力进行评估时，我们不要也不应该通过将这个群分解成单独的项并且赋予每一项一个独立的证明价值来进行。
笔者曾经指出，印证是一个独特的中文词汇，英美法并无一个完全对应于中文印证一词所指的词来表达印证要求，最为接近，同时在相关词汇中最为重要的英语词是corroborate及其词族（名词、动名词等）。这种方法，直接体现融贯论的认识要求，但是，但是这种融贯不是三人成虎式的简单一致，而必须是以符合论为根据——因其符合及反映客观现实才形成了不同证据之间的融贯。前者是指对证据证明力有无及大小的评价，不受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所约束（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联系补强规则的适用，有学者归纳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在平衡公正审判与其他权益时的主要基准是： a.证据在诉讼程序中的使用情况——证据对于审判结果影响越大，则对于公正审判的影响越大。不过，由于刑讯等反人道而且可能导致证据虚假的方法已经为现代司法制度不容，我们已在制度上否定部分最严重的侵权证据的证据能力。
因为来源同一，证人不能自己证实自己。如在一起著名的性犯罪案件中，关键定案证据只有单个被害人的陈述。基于对法治主义的多方面特性所持的兴趣，笔者在1992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诸相》为题的论文，在1996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现状与课题》为题的论文。
这种用语方法也为后来的日本行政法学所继承。因此，争论本身虽具有理论史意义，却并没有看到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行政法学理论。[13-1] 辻·柳濑争论之后，田中二郎在个别论文中也对法的支配进行了和教科书不同的积极说明。[40] 关于目的规定的意义问题，参照盐野宏关于制定法中目的规定的考察（1998年），盐野·法治主义的诸相，44页以下。
[14]但是，这一事实还没有达到代替建立在法治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田中二郎、柳濑良榦等人的体系著作，换言之，产生新的行政法学体系的程度。参照：今村成和依法律行政与法的支配，法律家·行政法的争点（新版）（1990年），14页以下。
在具体制度改革的提案方面，大滨的论文是以日本的行政行为论中的公定力为焦点展开批判的分析，不过，公定力的理论在日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换，大滨的论文也是从新的技术角度出发，承认公定力理论在撤销诉讼上的意义。[35]诚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两项新规定就是开放空间（open space）的具体化。就此意义而言，由前述已经明确，这些规定并不只是法的支配理论产生的结果。不过，辻并没有讨论Dicey三原则的具体内容，而是着眼于Dicey对法这种对象所持的见解，对没有将法的内容及其制定过程作为问题的法治主义——此点后来也成为日本形式法治主义的表现——提出批判。
不仅如此，中川之所以提出法的支配，按照他的认识，是基于依法律行政原理的冀望已濒临崩溃危机，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寻求新的支柱，而这种新的支柱就是法的支配。[22] [22-1]相对于这种状况，在日本，法治主义乃至法治国与法的支配的差别却得到了强调，行政、行政法、行政法学从前者向后者转换成为迫切问题。而且，也不清楚从多个领域召集来的会议组成人员在何种程度上就法的支配这一用语存在共识。不过，此后的日本因处于行政主导之下，与追求经济成长的目标相伴，在以福祉国家、社会国家的理念为目标的时代，期待法院进行法创造的法的支配议论逐渐归于沉寂。
具体而言，存在着规定刑事程序正当程序的宪法三十一条说和保障幸福追求权的十三条说之间的对立。[33] 阿部泰隆《行政救济的实效性》（1985年）前言指出：行政救济制度是权利利益受到违法不当的行政侵害的平民最后的庇护所。
这些观点都可以说是以英美法作为立论的基础。[13-1] 由柳濑对辻作出的回答可知，从法的支配原理出发对日本行政法学的批判并没有彻底结束。
或者可以认为，关于社会国家之下法的支配是一种什么理论的讨论并未发生。这篇论文中并没有讨论在日本的部分论文中所看到的那种法治国与法的支配的选择问题。[6]另外，在与向司法国家转换的关系问题上，法治主义原理被理解为由普通法院管辖包括行政事件在内的一切法律上的争讼，据此，田中还指出：新宪法仿效英美，承认法的支配（rule of law）与法律至上原则（supremacy of law）共同作为司法保障的方针。作为例外，大滨启吉《行政法总论新版》（2006年）虽然对法治主义提出了批判（参照75页以下），并认为只有法的支配原理才是支撑宪法的原理（78页以下），并有意识地尝试重新构建行政法学，但仍然在很多方面继承了以行政行为理论为核心的法治主义的行政法学遗产。也就是说，在桥本内阁下设立的行政改革会议的最终报告（1997年）虽以强化内阁机能为重要课题，但同时也涉及到了与司法的关系问题，其中指出：在我国推进规制缓和，取消行政的不透明的事前规制，谋求向事后监督·救援型社会转换，获得国际社会信赖、追求繁荣的过程中，只有法的支配才能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换言之，在命令人民承担义务、限制其权利的时候，通常要有法律的规定，行政作用只有依照法律且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实施。
该原理在谋求行政程序的适当性方面考虑较少。但是，要落实法治主义原则，就必须使权利遭受侵害的人能够寻求救济。
法的支配这一词语相继出现在两个政府文件中的事实，恰恰是其象征。第三原则是关于判例法这种法的渊源的问题，而日本法却不采用英国法意义的判例法。
如果辻、鹈饲从撤销诉讼制度、公法与私法的区别违反法的支配原理从而构成违宪对柳濑的反驳再提出反驳的话，日本法治主义理论的发展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情景。特别是天皇主权向国民主权的转换、行政审判制度的废止也具有对法治主义原则产生巨大影响的可能性。
[11] 辻清明法治行政与法的支配，思想337号（1959年），参照10页以下。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的区别、行政行为论（效力论、自由裁量论、瑕疵论、取消[撤回]权的限制论）、行政强制论等各种法律概念都是在和法治主义密切的关联下构成的。与之相对，法治主义或法治国家则是在看到社会混乱的情况下，通过制定体现人类理性的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范来建立秩序，此种考虑问题的方法重视的是事前规制。译者特别感谢盐野宏教授慨然授权翻译此文，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建顺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译稿并帮助联系翻译授权事宜。
[3] 美浓部达吉《日本行政法》上卷（1936年），69页。参照法律家·外国法制行政诉讼研究报告·法律家1236号——1250号（2002年——2003年）。
虽然如此，这些国家在转移政策重点的时候，却没有展开法治国家和法的支配之间的转换或者说大陆法和英美法之间转换这种形式的讨论。其二，美浓部的法治主义概念，就像其用法治行政原则来表现那样，本来的对象限定于行政领域，因此，其并非单单指示自由主义理念，在标示实际行政活动所应遵循的具体标准这种意义上，还具有很强的法律技术性质。
[4] 参照盐野宏《奥托·迈耶行政法学的构造》（1962年），111页以下。不过，近代法非本国所产这一点在东亚各国具有共通性，可以认为，日本有关法治主义的讨论可以在此方面提供一种有意义的信息。
但是，这种推测是不正确的，在程序法治国原理下，以程序法作为裁判规范并发挥作用为前提，从论述程序瑕疵与处分效力来看是很明确的（参照盐野宏《行政法I[第四版]291页以下）（二）生存权的自然权形式 在近代众多的自然法思想家中，洛克的观点曾在最初被直接平移为人权规范。与其论见一脉相承的还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所阐明的思想。以法国1848年宪法为开端，劳动的诸种权利如组织劳工团体的权利、罢工自由等开始形成，这些权利重新调整了工人与国家及资本家的关系。
一方面它一如既往地承认所有权的自由性，而另一方面又有开创性地肯定劳动权的自由性，在人权体系上设计了二元体制。自由权的人权在国家为其明确界限时，一般以其与其他主体的权利相切接的最大外延为观察点，因之自由权在法律上往往只有上限而无下限。
他还为此提出了自己的人权法案，该法案的突出的特点是主张以社会权的方式保障人的生存。1793年这一规定在人权宣言中又进一步发展为公共救济是神圣的义务。
这种权利因以社会救济机构为相对义务主体，因而可以称为社会权。生存权可以确定生存的最低标准，而它却不反对社会强者对社会适应的更高追求。
